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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夏王朝及其先驱部落王国的发轫地

彝族先民龙崇拜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云南——夏王朝及其先驱部落王国的发轫地(三)

保山象征哀牢古国的九龙雕塑 耿嘉 摄影

保山哀牢古湖青华海永昌阁 耿嘉 摄影

龙陵刺绣 侯云鹏 摄影

 

龙陵黄龙玉雕 杨本达 摄影

  □ 吴光范

  彝族先民在《史记》《汉书》等史籍中已有记载。《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自同师(今保山市龙陵县一带),北至楪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数千里”;《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上述西羌和彝族先民昆明部落“随畜迁徙,毋常处”等生产生活习俗如出一辙。云南彝族先民随畜迁徙和从事原始农业需要观天察地,趋利避害,观天既是避免雷电袭击之需,也是从事原始农业渴望下雨之要,因而催生了“龙”的观念和音译为“龙”字地名;察地是随畜迁徙和从事原始农业寻找牧草和水源的需要,而山间平地、坝子往往有溪流、水塘,从而催生了大量称平地、坝子为“甸”的地名。

  古代哀牢地区已出现龙崇拜和龙凤图案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著名的“九隆”故事,认为古哀牢人是龙的后代:“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第59页》)。方国瑜先生描述哀牢部族区域甚广时说:“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则哀牢地广人众,当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明清时期之孟养、木邦等地,其南则为凤庆及临沧至西双版纳及以南地带,甚为辽阔也。”(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方国瑜先生认为:“疑九隆之世应在周赧王时,或在以前,当公元前三百年以前,是时哀牢部族已有称王。其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达较早。”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沧源龙形图案之龙崇拜,与公元前三百年以前哀牢部族已有称王的九隆神话之龙崇拜,从地域上看,应有源流关系。

  云南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龙画。2012年6月6日云南网载《沧源崖画群发现龙形图案》说:沧源崖画群自1965年首次发现以来,至今已发现17个点,第11号地点位于勐来乡丁来村公所东北约1公里的“贡帮热”山崖上。不久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国家文物局项目在这一区域考古调查时,首次在11号点发现“二龙嬉戏”图案和穿服装的人物图像,龙有角,有四肢。学术界大多认为,沧源崖画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关于沧源崖画的族属问题,至今众说纷纭,有佤族先民说、傣族先民说,也有其他民族先民说,本文不对沧源崖画的族属问题发表意见,仅就上述龙形图案作一点探讨。

  沧源崖画龙形图案被学术界定义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国内新石器时代已有龙的形象,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是一种猪首蛇体龙;仰韶文化时期有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距今6400多年的蚌塑龙形图案。在商代,装饰图案中已有明确的龙相,甲骨文里也已有“龙”字。龙的形象约定型于汉代,后世虽有所变化,但基本特征是巨口、有角、鳞身、四足、有爪。沧源崖画龙形图案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穿服装的人物图像,龙有角,有四肢”,这在国内应是同时代“形态已比较成熟”的龙形图案之一。

  沧源崖画龙形图案已有龙凤观念。龙形图案右边弯弓状顶端画有一鸟,此鸟不是一般的鸟,它依附龙身,应是与龙相对应的“凤”。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云南沧源之地已产生“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的观念。闻一多先生在《龙凤》一文中说:“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此‘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

  本文不讨论闻一多先生对龙凤之褒贬,而是引用上述观点与本文前面阐述的沧源崖画龙形图案中之龙、凤作比较,令人看到这一画面,即原始夏人的龙图腾和殷人的凤图腾都在沧源崖画龙形图案中展现,这绝非偶然,它说明云南是今之中国大地上具有“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的“发祥(地)和文化肇端”意义的地方,即具有原始夏人、原始殷人文化基因的“太初之民”曾经栖息于云南。

  结合沧源岩画龙形图案和这一区域龙字地名分析,古哀牢人物已经有帝王之尊。传说中的神人、部落领袖等常有乘龙之举,《大戴礼·五帝德》载:“颛顼乘龙而至四海”;《易卦·乾卦》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卸天”(载于《十三经注疏·尚书》)。与龙有关的人物头戴冠冕,服饰严整,绝非一般之人,他乘龙升天,偕凤同行,遨游天宇,似赋予集王权、神权和财富垄断权于一身之义,非当地部族地位最高者莫属。古代云南哀牢地区包有今滇西保山、龙陵等地,这些地方有古代“皇家坟山”或“皇帝墓或龙脉大地”等地名:保山市隆阳区下村乡西北有“皇家坟山”的地名(载于《保山市地名志》);龙陵县,“原名勐龙,西汉属益州郡,迄东汉析置永昌郡,龙陵属之,为哀牢县……称勐龙(勐龙系傣语,意为陵墓区)。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改称龙陵,为傣语意译引申为皇帝墓或龙脉大地。”(载于《龙陵县地名志》)。这些地名说明古代哀牢地区有称皇帝者,其葬地故称“皇家坟山”或“皇帝墓或龙脉大地”。

  彝族先民是古哀牢文化的重要参与者

  哀牢地区秦汉时期已有彝族先民。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知,在“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遗子率种人内属”之前,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是龙崇拜者。《东观汉纪·明帝纪》载:“永初元年,徼外羌龙桥等六种,慕义归附。永昌献象牙、熊子。”(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由上述“徼外羌龙桥等六种”可知,哀牢地有古羌人龙桥者。

  方国瑜先生认为:“因哀牢地域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明清时期之孟养、木邦等地,其南则为凤庆及临沧至西双版纳及以南地带”,如此广大地域,除“以濮人为主要”之外,哀牢地区还有大量鸠僚(傣族先民);亦有大量昆明族、亦即彝族和彝语支民族的先民古羌人。(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尤中先生认为:昆明族,“桐师(今云南保山县)至楪榆(今大理、洱源)一带是滇西的昆明族分布区,这一带有不少的昆明族部落,其中有一个部落随后即称为‘哀牢’”,“九隆不仅是哀牢部落的始祖,而且是滇西昆明族各部落的始祖”,“昆明族在‘西南夷’中分布面最广,并普遍地与僰、叟、摩沙族相互交错杂居在一起。昆明族是形成近代彝族的核心;哈尼、拉祜、阿昌、傈僳、基诺等族中也有昆明族的成分。”(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

  1987年版《彝族简史》载:“彝族与古羌人存在着渊源关系”,“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了‘昆’(即昆明)、‘叟’与彝族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1988年版《白族简史》载:“‘昆明’是汉、唐间西南的大族,……唐、宋称之为‘乌蛮’,‘乌蛮’又分化出么些(纳西)、栗粟(傈僳)、和泥(哈尼)等族;其主要部分,元、明以后又称为‘罗罗’,他们是今天彝族先民的主体。而与之相并行发展的‘滇僰’、‘叟’(‘爨’)、‘白蛮’(包括‘西爨白蛮’)、‘民家’则是今天白族先民的主体。”黄惠焜《略论哀牢夷族属非濮——关于“哀牢夷源出濮人”的商榷》(载《思想战线》1978年第1期)亦说:“我们主张哀牢夷源出氐羌,上绍昆明,下启南诏,是彝族先民。”

  上述龙形图案人物头饰上有高翘的英雄结,是彝族先民的重要证据。

  (作者单位: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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