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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彝走廊和古彝文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云南

藏彝走廊和古彝文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云南

——夏王朝及其先驱部落王国的发轫地(二)

怒江古渡潞江渡清代修建的铁索吊桥双虹桥 张彤 摄影

滇南彝族民间流传的彝文《百乐书》

盐津豆沙关僰道遗存张彤 摄影

  作者:吴光范

  从古交通线和“藏彝走廊”看云南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

  自先秦时期乃至纪元前四世纪,云南就有四通八达、连接中外的交通线,即“中印交通线”(蜀身毒道)、“蜀交趾道”和“夜郎番禺道”。这样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条件,为云南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也使云南在古代华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70至80年代,费孝通教授将中国西南方的三条主要河流(怒江、澜沧江、及金沙江)并流的区域称为“藏彝走廊”,从而诞生了民族走廊说。这样的民族走廊,证明西南地区自有历史以来就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云南自古以来就是这些通道上的重镇。

  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诸部族秦朝以前已有之,诸多部族之存在,可从蜀、身毒道之开通来论证,又有蜀通交趾道、夜郎通番禺道,亦在秦以前已开辟,此数道之开通,应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之前。……由于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通道。这是祖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缔造历史的功绩。所以说西南地区各部族自有历史以来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方国瑜先生认为:以滇池为枢纽的交通线“北通邛都、邛都至蜀,以抵于秦;东通夜郎、牂牁至巴,以联于楚;西通昆明、嶲唐,经掸人地,以至于身毒;又自蜀,经僰道、滇池而南,从句町、进桑入交趾之通道亦甚早。故很早时期,楚、蜀商贾在西南地区活动,不乏远走身毒之徒,开通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方国瑜先生考释蜀交趾道:“即自交趾航红河至河口,再至蒙自之通道,进桑关应在今之河口……,在今之蛮耗附近登船,河道行经山区至进桑关,再出交趾……,进桑关应在今河口,在唐代为古湧步,此由于地理条件,自古相沿为重镇也。”

  尤中先生《中国古代的红河航道》亦载:“历史上云南曾有过一条水陆交通线,即通往今天境外越南的红河航道。这条航道自先秦至元代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史书对此有不少记载。红河航道的商业运输至唐朝时期(618-907年)繁荣发展到相当高度,可以由越南河内北上,入今云南东南部、南部,转陆路交通路线,北上至昆明,再转西折至今云南西部、西南部,入今缅甸境内,更北折西入今印度,形成通往东南亚、南亚国际水陆交通路线。同时又可以自今昆明陆行北上,入今四川,更达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来自云南的金,已大量在华夏腹地交易。《韩非子·内储说上》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意思是说:荆国南部,丽水之中生金,很多老百姓偷偷淘沙采金。虽然下达了禁令不准偷采,对偷采者肢解躯体并弃之于市(古代酷刑),杀了很多人,但仍然禁止不住。荆国最早是在荆山一带(今湖北西部),建都于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春秋时期,荆国迁都至郢,改国号为楚,战国时期再次迁都到寿春。春秋时云南地区属荆国(楚国)后方之地,亦即“荆南之地”。笔者在《丽江得名考:“金生丽水”源流》一文中已考释:“金生丽水”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云南丽江,不是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也不是隋唐才得名的浙江省丽水县,而是云南省之金沙江,一名丽水者是也(原载2011年6月7日《云南日报》“文史哲”)。

  夏商周时期云南出产的铜,对殷商、西周青铜器亦有较大贡献。《诗经·鲁颂·泮水》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南金”即南方出产之铜;淮夷所献元龟、象齿、铜锡等珍宝,大量出自云南。在春秋时期的铜器《曾伯檠簋》铭文上,有“金道锡行”之语,郭沫若解释为“以铜锡入贡或交易之路”。《续汉书·郡国志》载,古代产铜地有俞元(今云南澄江县)、贲古(今云南蒙自县东)、律高(今云南开远市北)、朱提(今云南昭通)等地,多在云南,云南祥云县1965年大波那出土的木椁铜棺证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繁衍,并掌握了先进的冶铜工艺。

  古代中国的宝石、黄金、银、铜、锡等,是从云南经上述交通线运进的。据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载:因蜀身毒道比北方丝绸之路更近、更方便,而且无天然屏障,山水相连,民族相通,开发历史久远。早在商代,以云南为要冲的中印古道,已在中外物流、人流中发挥着重要的用。方国瑜先生考证了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琉璃珠“梵语beryl(宝石)的译音,亦即最先由身毒国(印度)传入。其时代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

  百度百科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驯象。”商代北方的驯象,主要是从滇西、老挝、缅甸一带运去的,这在多种史籍中都有记载,如《后汉书》载:“永元六年(公元94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第65页)。

  以上分析说明,云南古代交通线对中国古代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均有较多贡献。

  云南彝族蝌蚪文献对华夏古代文字和典籍的贡献

  《十三经注疏》载:“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这里的“科斗文”即“蝌蚪文”,而古彝文的主要特征就是“字如蝌蚪”。根据史籍记载和当代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判断古彝文对华夏古代文字和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史籍记载和传说认为,黄帝命仓颉造字。假如确有仓颉其人,也只能是在无数古代部族智者造字的基础上,由他整理的。造字为浩大的系统工程,绝非仓颉一人之功。云南彝族等民族,都有造字者。云南《滇系·杂载》载:“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町者,为马龙州入,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祖。”贵州《大定县志·卷十三风土志》亦有相似记载。《天启滇志·种人》说:“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第73 页)。

  目前发现的古彝文距今8000年至1万年。有关研究表明,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古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

  以古彝文记载的典籍,广涉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学、算术、地形、地貌、生物、农牧等,蕴含着大量的生产与生活的技能智慧,是彝族人民开发利用所在地自然资源的经验总结和科学的结晶。

  古彝文“蝌蚪文”,对华夏典籍作出过贡献。《十三经注疏》载:“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

  上述《十三经注疏》所说“皆科斗文字”,即古彝文“蝌蚪文字”,而且彝族先民“蝌蚪文字”的文献,是构成“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的文献来源和重要基础,孔子定礼乐、明旧章、删诗篇、约史记、修春秋、赞易道、黜八索,是在学习、研究古科斗文经典的基础上进行的。孔子学习研究的成果,珍藏于住宅壁间,到汉代鲁共王刘余修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这些用“科斗文”写成的古代典籍,但当时已经没有人能知晓这些文字。

  据《左传》记载:孔子认为,朝廷丧失了好“礼”时,可向四夷学习获得。孔颖达对这条史料的注疏认为:孔子曾亲往夏宗室遗裔杞国(国君为姒姓,禹的后裔)去作实地调查而“得夏时”(得夏朝的历法)。由此可知,孔子重视向小国、向四夷学习,他认真研究过来自南蛮之地的古彝文蝌蚪文记载的多种经典文献,古彝文对中华古代文明是有重大贡献的。

  (作者单位: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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