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和古彝文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云南

——夏王朝及其先驱部落王国的发轫地（二）

怒江古渡潞江渡清代修建的铁索吊桥双虹桥 张彤 摄影

滇南彝族民间流传的彝文《百乐书》

盐津豆沙关僰道遗存张彤 摄影

　　作者：吴光范

　　从古交通线和“藏彝走廊”看云南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

　　自先秦时期乃至纪元前四世纪，云南就有四通八达、连接中外的交通线，即“中印交通线”（蜀身毒道）、“蜀交趾道”和“夜郎番禺道”。这样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条件，为云南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也使云南在古代华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70至80年代，费孝通教授将中国西南方的三条主要河流（怒江、澜沧江、及金沙江）并流的区域称为“藏彝走廊”，从而诞生了民族走廊说。这样的民族走廊，证明西南地区自有历史以来就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云南自古以来就是这些通道上的重镇。

　　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诸部族秦朝以前已有之，诸多部族之存在，可从蜀、身毒道之开通来论证，又有蜀通交趾道、夜郎通番禺道，亦在秦以前已开辟，此数道之开通，应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之前。……由于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通道。这是祖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缔造历史的功绩。所以说西南地区各部族自有历史以来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方国瑜先生认为：以滇池为枢纽的交通线“北通邛都、邛都至蜀，以抵于秦；东通夜郎、牂牁至巴，以联于楚；西通昆明、嶲唐，经掸人地，以至于身毒；又自蜀，经僰道、滇池而南，从句町、进桑入交趾之通道亦甚早。故很早时期，楚、蜀商贾在西南地区活动，不乏远走身毒之徒，开通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方国瑜先生考释蜀交趾道：“即自交趾航红河至河口，再至蒙自之通道，进桑关应在今之河口……，在今之蛮耗附近登船，河道行经山区至进桑关，再出交趾……，进桑关应在今河口，在唐代为古湧步，此由于地理条件，自古相沿为重镇也。”

　　尤中先生《中国古代的红河航道》亦载：“历史上云南曾有过一条水陆交通线，即通往今天境外越南的红河航道。这条航道自先秦至元代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史书对此有不少记载。红河航道的商业运输至唐朝时期（618-907年）繁荣发展到相当高度，可以由越南河内北上，入今云南东南部、南部，转陆路交通路线，北上至昆明，再转西折至今云南西部、西南部，入今缅甸境内，更北折西入今印度，形成通往东南亚、南亚国际水陆交通路线。同时又可以自今昆明陆行北上，入今四川，更达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来自云南的金，已大量在华夏腹地交易。《韩非子·内储说上》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意思是说：荆国南部，丽水之中生金，很多老百姓偷偷淘沙采金。虽然下达了禁令不准偷采，对偷采者肢解躯体并弃之于市（古代酷刑），杀了很多人，但仍然禁止不住。荆国最早是在荆山一带（今湖北西部），建都于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春秋时期，荆国迁都至郢，改国号为楚，战国时期再次迁都到寿春。春秋时云南地区属荆国（楚国）后方之地，亦即“荆南之地”。笔者在《丽江得名考：“金生丽水”源流》一文中已考释：“金生丽水”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云南丽江，不是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也不是隋唐才得名的浙江省丽水县，而是云南省之金沙江，一名丽水者是也（原载2011年6月7日《云南日报》“文史哲”）。

　　夏商周时期云南出产的铜，对殷商、西周青铜器亦有较大贡献。《诗经·鲁颂·泮水》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南金”即南方出产之铜；淮夷所献元龟、象齿、铜锡等珍宝，大量出自云南。在春秋时期的铜器《曾伯檠簋》铭文上，有“金道锡行”之语，郭沫若解释为“以铜锡入贡或交易之路”。《续汉书·郡国志》载，古代产铜地有俞元（今云南澄江县）、贲古（今云南蒙自县东）、律高（今云南开远市北）、朱提（今云南昭通）等地，多在云南，云南祥云县1965年大波那出土的木椁铜棺证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繁衍，并掌握了先进的冶铜工艺。

　　古代中国的宝石、黄金、银、铜、锡等，是从云南经上述交通线运进的。据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载：因蜀身毒道比北方丝绸之路更近、更方便，而且无天然屏障，山水相连，民族相通，开发历史久远。早在商代，以云南为要冲的中印古道，已在中外物流、人流中发挥着重要的用。方国瑜先生考证了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琉璃珠“梵语beryl（宝石）的译音，亦即最先由身毒国（印度）传入。其时代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

　　百度百科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驯象。”商代北方的驯象，主要是从滇西、老挝、缅甸一带运去的，这在多种史籍中都有记载，如《后汉书》载：“永元六年（公元94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第65页）。

　　以上分析说明，云南古代交通线对中国古代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均有较多贡献。

　　云南彝族蝌蚪文献对华夏古代文字和典籍的贡献

　　《十三经注疏》载：“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这里的“科斗文”即“蝌蚪文”，而古彝文的主要特征就是“字如蝌蚪”。根据史籍记载和当代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判断古彝文对华夏古代文字和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史籍记载和传说认为，黄帝命仓颉造字。假如确有仓颉其人，也只能是在无数古代部族智者造字的基础上，由他整理的。造字为浩大的系统工程，绝非仓颉一人之功。云南彝族等民族，都有造字者。云南《滇系·杂载》载：“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町者，为马龙州入，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祖。”贵州《大定县志·卷十三风土志》亦有相似记载。《天启滇志·种人》说：“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第73 页）。

　　目前发现的古彝文距今8000年至1万年。有关研究表明，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古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

　　以古彝文记载的典籍，广涉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学、算术、地形、地貌、生物、农牧等，蕴含着大量的生产与生活的技能智慧，是彝族人民开发利用所在地自然资源的经验总结和科学的结晶。

　　古彝文“蝌蚪文”，对华夏典籍作出过贡献。《十三经注疏》载：“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

　　上述《十三经注疏》所说“皆科斗文字”，即古彝文“蝌蚪文字”，而且彝族先民“蝌蚪文字”的文献，是构成“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的文献来源和重要基础，孔子定礼乐、明旧章、删诗篇、约史记、修春秋、赞易道、黜八索，是在学习、研究古科斗文经典的基础上进行的。孔子学习研究的成果，珍藏于住宅壁间，到汉代鲁共王刘余修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这些用“科斗文”写成的古代典籍，但当时已经没有人能知晓这些文字。

　　据《左传》记载：孔子认为，朝廷丧失了好“礼”时，可向四夷学习获得。孔颖达对这条史料的注疏认为：孔子曾亲往夏宗室遗裔杞国（国君为姒姓，禹的后裔）去作实地调查而“得夏时”（得夏朝的历法）。由此可知，孔子重视向小国、向四夷学习，他认真研究过来自南蛮之地的古彝文蝌蚪文记载的多种经典文献，古彝文对中华古代文明是有重大贡献的。

　　（作者单位：云南省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