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与中华文明的源头探讨

——云南是夏王朝及其先驱部落王国的发轫地（一）

沧源崖画 云南日报记者 张彤 摄影

发掘禄丰恐龙化石 云南日报记者 杨峥 摄

“元谋人”化石出土地纪念标 云南日报记者 张彤 摄影

　　□ 吴光范

　　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多指向北方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和南方的长江文明。而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源头又在哪里？本文从地质学、考古发掘、基因学、历史记载、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古代中外交通线和“藏彝走廊”、文字学、龙崇拜和龙字释义、“龙”“甸”字地名起源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云南具有中国文明源头的诸多重要特征，是夏王朝及其先驱部落王国的发轫地。

　　从地质学看，云南拥有生命和人类演化、栖居、庇护、转移的古大陆

　　据《云南省志》载：距今8亿年前的“晋宁运动”、距今7亿年左右的“澄江运动”，距今4至5亿年前的“加里东运动”及距今3亿年前的“华力西运动”，距今2亿年前三叠纪末期的“印支运动”等三次造山上升运动，使云南由古海中升起，“印支运动结束后，云南全境变为陆地”，从而使云南成为连接中国本土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的陆路走廓。

　　距今7000万至300万年前的“喜山运动”，即由“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强烈俯冲挤压，喜马拉雅山迅速上升，喜山运动在云南表现亦特别强烈，云南高原隆起……云南大幅度整体抬升”，形成云南高原雏形，产生了许多断陷盆地，演化成高原湖泊和坝子。滇西纵谷、横断山脉、一山分四季的峡谷气候和丰富水源、生物多样性，为古人类的御寒、避暑、生存、繁衍提供了天然庇护所和丰富食源以及东进西出、北上南下的安全通道。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产生了澄江帽天山5.3亿年前的寒武系软体动物化石奇观、二叠系阳新统石灰岩发育逐步形成的石林奇观、中生代地层中著名的禄丰恐龙化石奇观和第4系更新统地层中发现的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牙齿化石。

　　从考古发掘看，云南拥有较为完整的人类进化链的代表物种

　　据《云南省志》载：“云南旧时器时代大约从距今170万年至距今1万年前。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不仅留下了自己的遗骸，还留下了其文化遗物。已发现的人类遗骸包括了人类进化的三个阶段。猿人阶段以元谋猿人化石为代表，古人（早期智人）阶段以昭通人化石为代表，新人（晚期智人）阶段以丽江人化石、昆明人化石为代表。”（《云南省志·卷六十二·文物志》第3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

　　云南地区，具有从腊玛古猿到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类的系列进化的化石和遗址：在禄丰县庙山坡发现的距今约800多万年、被誉为人类祖先的世界上第一具腊玛古猿头骨化石；在元谋县大那乌村发现的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猿人”牙齿化石；在富源大河曾经发现距今3.6年至4.3万年前的类似欧洲的“莫斯特文化”的石器组合，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7-2015年间，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硝洞旧石器遗址研究结果表明，澜沧江流域最可能是东南亚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和平文化”的故乡，是东南亚人群及文化迁徙的源头；新石器时代的临沧沧源崖画遗址，“崖画中的牧羊、采野果、斗牛、歌舞及械斗等画面，从不同的侧面描绘出当时生活在沧源一带的原始民族的部落生活情景”（《临沧县地名志》1984年12月版第3页，临沧县人民政府编1984年12月版）；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有小河洞（梁公洞）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王岩崖画；滇西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楚雄州各县均有发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两处遗址，标志着楚雄境内先民在距今4000年以前，多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如此丰富而系统的考古发现，说明云南具有较为完整的人类进化链。

　　从基因学看，云南是东非古人类进入中国本土首居地

　　遗传学Y染色体研究认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经云南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马勇《世界文明通论》载：东非古人类从古代云南进入黄河、长江流域；“在两万多年前直接从云南进入中国，他们对现代中国人起源所作的贡献，可能比进入珠江流域的那一支影响更大”；“东非古人类进入中国本土之后，基因科学家也给予了非常详细的描绘。他们指出，这两批来自东非的古人类在珠江流域和云南两个区域开始，沿着三条路线向中国本土其他地方渗透迁移，最终分化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马勇《世界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从珠江流域进入中国的一支中国人祖先”，是由云南进入珠江流域的。因为云南是中国本土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的陆路走廊，是珠江流域（南盘江、北盘江）的源头地和上游地区。可知上述“从珠江流域进入中国的一支中国人祖先”，他们由东南亚、南亚进入云南，经珠江上游的云南曲靖、红河、文山等地进入广西，而且古代交通不便，古人迁徙并无特定目标，只能是在漫长历史长河中逐步进行的，其在云南境内栖居时间必定很长。由此可知，无论是从考古发现，还是从基因学研究的论断看，云南地区在中华文明发祥和中华民族形成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从历史记载看，云南是三皇五帝王权传说及其观念的诞生地

　　《二十五史》“三皇”之名下列有：盘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五帝”之名下列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这些古代王权传说及其观念在云南皆有迹可寻：

　　张宏儒主編《二十五史纲鉴》载：

　　“（纲）有巢氏构木为巢。（纪）有巢氏作，构木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纲）燧人氏钻木取火。（纪）燧人氏作，观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丽木则明，于是钻木取火，教民以烹饪，而民利之，故号燧人氏。”

　　太昊伏羲氏，“（纲）画八卦、造书契。（纪）太昊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龙马负图，于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以宜，始画八卦……作甲历，定四时。……（纲）以龙纪官。（纪）太昊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龙纪，号曰龙师。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太庭为居龙氏，治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鳘滋草木，疏导泉源。”

　　炎帝神农氏，“育于姜水（渭河），故以姜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始教民艺五谷，而农事兴焉。”“（纲）禹济江，黄龙负舟，舟中人惧，禹仰天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子何忧于龙焉?视黄龙犹蝘蜒！”其意为：大禹仰天叹道：“我受命于天，竭力为万民操劳，生是寄居，死是归宿，我为什么要担心黄龙翻船呢！我看这龙不过是一条蜥蜴！”

　　上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和“龙马负图”，大禹时“黄龙负舟”，视龙为蜥蜴等传说，与云南彝族先民中通夷经者具有仰观天相的本领，因雷电变化催生了龙的观念，历史上新平县彝族以蜥蜴（俗称四脚蛇）为龙，何其相似。

　　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之巢居、取火、尝百草、艺五谷等创举，是无数原始先民世代知识的积累，实非少数人之成果。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认为，帝喾和帝舜等“本是原始部落的名号，却被当作具体的人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普米族自治县玉水坪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距今1万甚至更早的时期，“人们主要从事狩猎经济活动，能够用火来烧烤食物，会缝制衣服，用动物的牙齿制作装饰品，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审美观念。”（载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独龙族曾经在树上构房而居，即清末夏瑚《怒俅边隘详情》所载：怒俅（今独龙族）尚“且多结房于树以居，如有巢氏之民者。”（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51 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地区部分群众还有巢居之习。

　　云南各地少数民族擅长火镰打火、以火草助燃，在无火镰之前，原始先民最初是将引火之“火草”置于火石上，“击石取火”。“钻木取火”要求繁杂而速度较高的钻具，“击石取火”比“钻木取火”容易得多，故“击石取火”应先于“钻木取火”。

　　上述云南怒江玉水坪的云南先民已会狩猎，有火塘生火，以火烧食野兽之肉，以兽皮为衣，以兽牙作为装饰品，他们已初步具有“三皇五帝”取火、烹饪、以兽皮、树皮为衣等本领；云南野生动物、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无数先民以生死代价和经验积累而发现了可食的野菜、果实、树叶，并获得了采集和种植蔬菜、水果、茶叶、药材、治病和制作衣服等知识，至今云南各民族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族医药丰富多彩，饮誉中外。由此可见，云南地区应该是“三皇五帝”有巢氏、燧人氏、神农尝百草等上古三代氏族、部落及巢居、取火、农事等观念的重要萌芽地。

　　（作者单位：云南省人大常委会）